當然，除了“藍海”，“紅海”也有開發的價值，我們可以通過細分的策略，把“紅海”中的某一個區域開發成一個類似于“藍海”的領域。“紅海”一旦獲得成功，影響力會更大，因為它的讀者群更大，引用率也更高。總體上，對于青年學者來說，選擇“藍海”是一個比較好的戰略。

譬如，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提出了“搭便車”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是一個常識，我們可以用一句諺語來表達：“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我們生活當中也經常有這樣的體會。但這種現象背后是什么呢？從一個和尚、兩個和尚到三個和尚，這種變化意味著什么呢？我們怎么把它概念化呢？用學術語言來說，從一到三，就是組織的規模問題。這樣就把現象抽象化了。組織規模越大，人們越傾向于搭便車，因為個人的貢獻很難被其他人有效地識別，做多做少一個樣。

問題意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梁啟超說：“能夠發現問題，是做學問的起點；若凡事不成問題，那便無學問可言了。”?愛因斯坦也認為：“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更困難，因為解決一個問題也許僅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待舊的問題，都需要有創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無論是梁啟超還是愛因斯坦，都認為提出一個問題要比解決一個問題更加困難，更加重要。因為如果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人們就無法意識到它的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提出問題或者重新定義問題是最重要的創造性活動。提出猜想的人往往要比最終證明猜想的人更為人們所熟知。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什么樣的問題是好的問題？好的題目在現實層面和理論層面均具有重要性。現實上的重要性在于，你所解釋的現象對于人類社會而言是重大的、具有持久影響的，譬如經濟增長、國家興衰、政體轉型、社會沖突。有些重要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永恒”的問題，我們可能無法找到終極答案，但恰恰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我們對于知識的興趣和激情；理論上的重要性在于，你提出的因果關系和因果機制比前人更為有效地解釋了某個重要現象。理論一定涉及因果關系，但因果關系不一定是理論。理論涉及的是抽象層面上重要的因果關系。

我們都希望能夠選一些比較重大的問題，但重大的問題絕不是大而不當的問題。有些人可能對馬克思·韋伯所說的價值中立存在一些誤讀，認為對我們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的問題，應該在價值上、情感上保持完全的中立，不應該有個人情感的涉入，這實際上是一種錯誤的理解。價值中立只是說我們不應該因個人的主觀偏好去裁剪事實，比如凡是符合我的預設的資料就認可它，不符合的就無視、忽略它。我們對自己的價值立場應該有一種反思，每個人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價值立場帶入到研究中，這些價值立場可能包含了某些偏見，但我們并不排斥在研究中有個人情感的涉入。比如有人去研究種族歧視，研究大屠殺，我相信你肯定會有憤怒，沒有憤怒是不正常的。我們可能會對研究對象有好奇、著迷、憤怒，但是情感不會讓我們去歪曲事實、偽造數據，不會影響到我們相對全面、客觀的判斷。實際上如果沒有情感的涉入，是很難堅持在一個問題上投入很多時間、精力的，也很難有創造性的發現和洞見。

其實，我的博士論文一開始是想做鄉村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過程。但我2006年、2007年回到湖南做研究時發現計劃生育已經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地方政府不再嚴格地執行這個政策，農民與基層政府在生育問題上的沖突也大幅減少了。后來我就轉向了對農民工子女問題的研究，之所以有這樣一個轉變，起因于200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一個叫做《心里話》的詩朗誦，在一瞬間征服了我。這個節目讓我第一次關注到農民工子女這樣一個群體。孩子們的聲音在我的腦海里久久縈繞，揮之不去。三個月后，我終于下定決心，放棄已經執行了一年的博士論文計劃，重新選題，寫這樣一群“城市化的孩子”。這個選擇背后其實就是我的價值觀和情感在發揮作用，因為我曾經也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孩子，也曾經在縣城的中學借讀，對他們的經歷我感同身受。

有了“大問題”，同時也要有“小答案”，小答案應該是足夠具體的、可靠的。“小答案”就意味著我們不要追求面面俱到，不要想著百分之百解決、終結一個問題，一項好的研究能夠不斷激發后續的研究，在爭論中讓問題得到推進。一個重大的問題往往需要我們化整為零，把它分解為多重步驟的過程。比如X導致Y是一個好的理論，X和Y之間應該有一個較長的距離，因為如果它們之間的距離太短，它們很可能就是同一事物。而一個比較長的因果鏈條，需要被分解為若干個步驟和中間過程。

政策問題通常用“怎么辦？”來表述，常常表現為策論——需要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譬如，在鄰避運動盛行的情況下，如何解決鄰避型公共設施的選址問題？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推行垃圾分類政策，可以提升居民的支持度和遵從率？

在寫文章之前，要考慮清楚是要解決一個研究問題、現實問題還是政策問題，定位準確才能把論文寫好。如何提出好的研究問題，我認為大體上有三種途徑：

第一，通過對社會事實的觀察，發現有趣的和重要的政治事實，進而尋找其背后的緣由。譬如，為什么同樣是資本主義體系，歐洲是高福利國家，而美國的福利水平比較低？為什么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實行的是同一套政治制度，民主的績效卻大相徑庭？為什么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往往伴隨著比此前的貧困時期更多的社會動蕩？大家既要關心關注國家大事，譬如媒體的深度報道，為我們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多線索；同時也要留心身邊那些不起眼的小事，譬如城市更新導致很多社區小商業消失了，這會給城市社區的社會資本、鄰里關系造成什么影響。

第二，尋找理論和社會事實之間不吻合的地方。當兩者有出入的時候，去尋找新的解釋。我們要在理論文獻與經驗世界之間反復穿梭，發現理論與事實相悖反的情況。譬如，一部分新制度經濟學學者認為只要把價格搞清楚，就會有良好運行的市場，而事實并不見得如此，那么這背后的緣由是什么？又如，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認為，在缺乏選擇性激勵的情況下，人們不大可能參加集體行動；但事實上人們經常會奮不顧身地參加集體行動。

第三，理論對話。面對不同的理論流派，我們是否有可能建立一個新的理論范式，從而調和這些看似有沖突的理論，這也是一種發現問題的途徑。我們可以通過閱讀文獻，對現有研究進行梳理，尋找現有理論的軟肋，在理論爭辯中找到自己的學術立場，或將原本對立的或不相關的理論范式整合起來，譬如，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取向與文化研究取向，結構主義與建構主義，沖突范式與和諧范式，多元主義與精英主義，現代化理論與依附論，這些看似針鋒相對的理論傳統是否可以調和乃至于整合成一個新的理論范式？

需要特別強調一下，在中國在做社會科學研究的時候，我認為需要兼顧兩個立場。

第一個立場我稱之為“在中國”。?所謂“在中國”，用英文來表述就是social science in China，是指“在中國”做社會科學研究，不存在美國/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美國/中國只是一個田野（所有的國家都一樣），美國/中國的經驗現象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受到普遍規律的支配，因此研究者必須通過對經驗材料和數據的分析，通過理論與事實的互動、中西經驗的對話，發現具有普遍意義的通則和理論。我們不能把中國看得過于特殊，一定要在比較的視野中觀察和思考中國。

所謂“為中國”，用英文來表述就是social science for national interest，社會科學必須關注社會的福祉和人類的命運，作為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還有義務為中國的社會發展與繁榮做出自己的貢獻。唐世平認為：社會科學的根本任務是通過提供解決社會問題的知識來改善人類的福利。從這個層面上講，社會科學不是“玩學術”，而是要解決基本問題。

怎樣去培養這種想象力、創造力？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研究方法的訓練，理論的積累，閱讀和模仿，但它們都不是想象力本身。我相信想象力有一部分來自于天賦，比如愛因斯坦的天賦；但是有相當一部分還是來自于訓練，通過研究方法的訓練，通過對現有知識的閱讀和理解，可以提升我們的想象力。每一門學科看待一個事物，都有自己獨特的視角，這可以通過訓練來部分地達成。其實學者最基本的能力就是一種工匠的能力，學者就是學術工匠。我們稱之為大師的人，其論著像藝術品一般精致，這種才華很大程度上依賴天賦而不是訓練。而對于一般的學者，能夠做出“工藝品”就不錯，剛入門的初學者哪怕做出一個“日用品”也值得肯定。學術訓練只能保證我們做出“日用品”以上水準的合格產品，并不能保證一定能生產出一個“藝術品”。

那么在訓練過程中如何培養社會科學的想象力呢？我個人的建議是：

第一，我們要有保留地、批判性地讀書，一定不要迷信任何經典。所有的作品都有漏洞，要么是事實層面的，要么是邏輯層面的，甚至有可能提問的方式就已經錯了。

第二，我們要關注大事和身邊的事。觀察的能力非常重要，一個對理論敏感的人，應該對生活足夠敏感。如果你對各種各樣的事情都熟視無睹，非常遲鈍，是不太可能做出非常好的研究的。發現問題的起點是觀察。

第三，要多思考，善于聯想。讀書的強度不要太大，要有一定的時間用于思考。如果閱讀不能激發你的思考，要么這不是一本好書或好文章，要么你根本沒有讀懂。

第四，要建立學術檔案。學者要養成一個好習慣，把不同的文獻分門別類地儲存在電腦里，自己有任何的想法、靈感，也一定要把它們記錄在案。

每個人做研究都會吃一些苦頭，如果沒有吃過苦頭，不太可能形成所謂的技巧。技巧本質上一種適應和進化，我們在摔過跟頭之后形成的生存技能。教科書不可能教這樣的研究經驗，我也沒有辦法直接教大家，大家只能自己在研究中自行掌握。?不下水就永遠學不會游泳，做研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

為什么持續寫作很重要？第一，如果不去寫作，你會覺得腦海里所有的想法都是完美的。如果所有的想法只在大腦里運轉，不形成文字,除非你有無與倫比的邏輯思維能力，否則很難發現它的漏洞所在。沒有人可以一氣呵成寫出一篇無懈可擊的論文，我們要通過寫作來增進對自身的理解。第二，我們可以通過寫作來促進他人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如果你不寫出來，別人沒有辦法真正去理解這個問題，也沒法理解你的想法，所以寫作是至關重要的。

不同的學科也不一樣，你的論文投給政治學、經濟學期刊，還是社會學期刊，寫作肯定不一樣，運用的理論也會不同。面向學術界、大眾還是政府官員也是不一樣的，他們關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學術界有更強的理論偏好，這個故事對理論發展有什么推動？大眾可能有獵奇的心理，這個故事是不是引人入勝？官員更加關注的是故事背后的政策議題，這個議題是不是重要，是不是亟待解決的。但大家都喜歡有趣、有意思的文本，沒有人喜歡讀無聊的東西。

寫作需要靈感。靈感是怎么產生的？靈感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能輕易獲得，需要在某一個問題上有長時間的積累和摸索。產生靈感的時刻、地點，都具有非常強的偶然性，也許在高鐵上，也許在飛機上，也許在睡夢中。證明孿生素數猜想的華人數學家張益唐，有一天去看朋友音樂會的排練，出發前二十分鐘，他去朋友家后院散步，后院經常有小鹿出沒，他想看看鹿會不會來。他坐在樹下，沒有等到鹿，卻等到了一絲頓悟的靈感，仿佛就在那個瞬間，他感覺自己跨越了擋在孿生素數面前的那根發絲。回去之后的幾個月里，轟動世界的《素數間的有界距離》問世了。

張益唐沒有等到小鹿，卻等到了靈感。從這個意義上講，靈感帶有一種神秘主義的色彩。但可以確定的是，靈感是寫作的一個副產品，不是說有了靈感才開始寫作，而是只有不斷地去寫作才有可能遭遇靈感。大家要重視直覺，如果你的直覺告訴你一些方向性的東西，不妨跟著直覺走。直覺和頓悟是我們長時間的思考、閱讀、觀察、分析的產物，而且容易在一個相對放松的狀態下產生，因此大家要勞逸結合，如果某段時間研究沒有什么進展，你非常苦惱，不妨把它暫時放一放，去做另外一項研究，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也許再過一段時間，就會突然獲得靈感。在不斷思索的同時，給自己留有一些閑暇的余地，會對靈感的產生有幫助。

我自己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任何進展。2008年10月份就要預答辯了，7、8月份的時候，我還只是收集了一大堆材料，卻不知道如何把這些材料組織起來。這時候我采訪到一個剛剛初中畢業的小姑娘，講她在中學的一些經歷，農民工子女與上海本地學生的互動，她為什么會選擇職業學校，職業學校的專業設置等等。突然間我就開竅了，腦子里就好像靈光一現，思路瞬間就清晰了，有一種文思泉涌的感覺。到九月底的時候，論文初稿就順利完成了。

靈感不知在什么時候產生，只有不斷地去工作，不斷地去寫作，才有可能碰到關鍵的人物或者關鍵的信息來點燃自己的想法。只有珍珠是做不成項鏈的，必須要有一根繩子把它們串起來。這根繩子什么時候產生，我們其實不知道，但不能等有了繩子之后再去找珍珠，應該事先把珍珠找出來。有了繩子之后，我們決定哪些珍珠應該被串起來，哪些珍珠可能會被舍棄，因為它的顏色或者大小不適合放在這根項鏈里。

做研究的人，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無用功是必要的付出；做研究一定會有徒勞無功的時候，我們有相當一部分的精力和時間是用來失敗的。李連江教授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

學術的艱辛和愉悅都在極限工作，以求不斷突破自我。只要是實做研究，不是單純做文章，永遠就不會駕輕就熟。有研究經驗，能知道黑暗中大體摸到何處，離洞口尚有多遠，少些惶恐茫然，多點耐心堅韌。已有的成績，只是自信的憑據，不是成功的保證。除非甘心自我克隆，否則選題就是自討苦吃，材料永遠繁雜難解，文獻總是半生不熟，分析必須挖空心思，寫作始終慘淡經營，發表永如萬里長征。天才自當別論，“忽悠”更須別論，中人之材而有志于學，聽聽實話，或許有助于增強耐心韌性，少受以順為逆之苦。

成熟的學者做起研究來并不會比初學者輕松多少，既往的研究經驗不會自動降低研究的難度。做研究的過程中，我們覺得做了無用功很難受；可是，等到研究完成之后，我們回頭去看，就會發現無用功其實并不是真正的無用功，就好比我們不能因為第一個包子沒讓你吃飽，就否認第一個包子的效用。

這里我有一個可能是反常識的建議，在寫作之前不要讀太多的文獻，閱讀十幾篇這一領域里最重要的文獻就可以了。所謂最重要的文獻，就是研究這一領域繞不開的文獻。大家應該讀的文獻有兩種：一是經典的，所有人都引用的文獻。讀幾篇經典，你就會很快熟悉這個領域，經典的參考文獻也應該是你的參考文獻。另一種是這個領域里最新的文獻。當然最新的文獻應該來自好的期刊或者好的作者，否則就有可能在做無用功，別人可能已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而你還渾然不知。

寫作要非常重視邏輯，數據和研究方法的問題可以補救，如果邏輯一開始就是錯的，就無法補救了。現實中一些完美的故事，往往都是形跡可疑的。如果一篇社會科學的論文，數據是完美無缺的，我一般對此持懷疑態度。因為對研究者來說，是不可能用上帝視角掌握全景的，除非數據是虛構，否則我們掌握的數據一定是不完美的。不管是定量的數據，還是定性的數據，我們能夠看到的實際上都是局部。在涉及到一些復雜的因果關系、因果機制的時候，通常不可能完全借助事實來進行推理。即便我們掌握了全部的事實，復雜的因果關系和因果機制也不會自動呈現，必須要借助邏輯的推理來將其呈現出來，論文的敘事要服務于因果關系的鏈條。不管是定量研究還是定性研究，本質上都是在說好一個故事。作為講故事的人，我們應該讓這個故事變得可信，而邏輯是其中至關重要的部分。